若只认物为非外而不以理为准，则是中无主而物来夺之，亦不可。
事物是个别，有多种多样。这里所谓生，只是就逻辑上何者为本而言，并不是说，太极之理真的生出阴阳，理真的生出气。
他说：体用一源，体虽无迹，中亦有用。这里，具体之理是同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。所谓天理人欲之分，就是一个公与私而已。其实，体用显微之分，则不能无也。其基本内容，则包括仁义礼智四德。
他说：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，有此理便有此天地。他不同意解格物为接物，但并不反对接物。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，如果没有可以遵循的规律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杂乱无章、不可捉摸的。
按朱熹所说，这又是精粗本末之别。这就向知行合一说大大前进了一步。道德理性的自觉，需要认识的提高，二者不可截然分开，更不能对立起来。[7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二。
但另一方面，朱熹又主张存天理，去人欲。[123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八。
朱熹则不然，他广泛地讨论到宇宙自然界的许多问题，涉及许多方面，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理的内容。心即理，理即心，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，不见内外之别，亦无天人之分，真正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。天下之物，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，所谓理也。朱熹强调，贯通必须以积累为前提，用力久而积累多后，自然便能贯通。
陆九渊是彻底的心本论者，但他没有明确区分体和用、形而上和形而下。作为形而下之心，还有气质、形体、情欲这类问题，这也是属于心性范围之内的。[64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。就其实质而言，它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哲学。
一、天——理气诸范畴及其关系 天作为自然界的总称，在朱熹哲学中，是由理气范畴来代表的。内外合一，是指从认识上实现主观同客观的统一，也是心与物浑然一体的境界。
[96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。有对便有二，有互相作用，从而产生变化。
气质之性人人各异，是具体的。他批评李翱灭情之说，是从佛中来，不可取。一心之中，自有动静，静者性也，动者情也。因此他又说：若论其生则俱生，太极依旧在阴阳里。朱熹的知行互发说，虽强调二者互发并进，不可偏废，但他更加强调行。要克服二者的对立，达到完全的统一，就需要格物致知之学，以求万物之理，以明心中之理。
人生不能没有物质生活，因而必有物质欲望。这是朱熹在理欲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。
但是他又认为，人的物质欲望不能太高，否则易流入邪恶，这就走向另一极端了。[42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四。
只因气有清浊之异，故理有偏全之分，但这不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。常虽不变，但却是变之所以能变的原因、根源。
为了说明理与动静变化的关系，朱熹又提出了常、变这对范畴。[112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二者又是不离不杂的关系。聪明视听，思虑营为，皆属知觉范围。
听曰聪，是听而便闻之谓聪。[33] 自然界本是一元之气流行不息，但是气之所以流行，则以天道——也就是理——为本体。
从天到人，即从理气到心性，有一个过渡环节。[57] 二是统是主宰[58]，即心主宰性情。
所当然是价值判断，所以然是真假判断。以理气分形而上与形而下，并以形而上为形而下之所以然者，首倡于北宋的二程，至朱熹而形成系统的理论。
这是一个不断克服各种矛盾的过程。但他既然坚持心有体用之分，兼上下而言，因此就不能只看一面。[30] 万物虽以一理（太极）为本原，但理是有体有用的，有用便有流行。如果那样，就不是以体用为动静了。
性情皆因心而后见，心是体，发于外谓之用。不好的欲，则灭却天理，其害甚大，故称之为私欲。
如果这种活动出于高度的自觉，体现了宇宙本体，就说明心与理是完全合一了。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。
但他又认为，情之发有中节不中节之分，如发而不中节，便不是性的表现，但不能说不是心。[126]《杂学辨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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